国务院总理李克强9月14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提出到2020年底前，建成覆盖全国、一网办理的“互联网+政务服务”体系，以深化政府自身改革更大程度利企便民。
会议提出了三个“凡能”。凡能实现网上办理的事项，不得要求群众必须到现场办理；能通过网络共享的材料，不得要求群众重复提交；能通过网络核验的信息，不得要求其他单位重复提供。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的这场会，某种意义上是讲了一堂深刻的“互联网+政务服务”课。
未来“互联网+政务”如何走？新的政务服务体系的建立将带来哪些红利？腾讯研究院联合国脉研究院推出的《互联网+政务，从施政工具到治理赋能》一书，通过对"互联网+政务”背景、理念、现状、趋势、挑战、案例等分析与解读，全面揭示"互联网+政务”对政府、企业、公众的影响及未来发展路径，并为"互联网+政务”的重要参与主体——政府机构提供具体发展建议。
本文为腾讯研究院执行院长司晓博士为本书所作序言。
序：被低估的平台红利
司晓 腾讯研究院执行院长
尼古拉·卡尔在《浅薄》一书曾经提出振聋发聩的问题——“互联网如何毒化了我们的大脑”，而从现在来看，搜索引擎在钝化人类思考积极性的同时，大数据则帮助人们可以更精准地洞察社会发展细节；社交网络在淡化人际交往的同时，又让人保持了“24小时在线”的交流方式；人工智能在取代一般性工作的同时，又再一次解放了人类的创造力。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和智慧城市的发展正在重构新的互联网发展格局。
在PC互联网时代，搜索引擎成为一种以信息为中心的“社会公器”，而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社交平台成为一种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公器”，其中也蕴藏着平台经济崛起过程中的权力转移轨迹，互联网平台一旦做大，其商业属性与企业属性在用户眼中逐渐隐匿，公共性则迅速膨胀和被放大，平台的所有权其实已经被分解稀释给每个用户的使用权，在某些关键决策上，平台还不得不为了迁就用户利益而做出超越现有法律框架体系下的责任的改变。放眼当下，搜索引擎的竞价排名之争、电商假货的责任之争、网络社交以及互联网金融的安全之争等都是平台的公共性未得到合理的承认与妥善安放的结果。
“互联网+政务”无疑是平台红利的集中体现，通过互联网平台对政务服务的集合、流程与体验的优化、用户习惯的迎合以及与社会化平台的融合，利用互联网技术与互联网思维消除了传统政务服务的积习，最终呈现的是网络政府的雏形。在今天中国“互联网+”风起云涌的环境下，我们对于互联网的理解和认知，还过于浮在表层，被简单的归于“互联网+”或“+互联网”而忽视了其背后的重构力量。当今一半以上的网络流量都来自移动互联网，但购物、出行、生活服务方式的移动化还不过是后者变革社会的“点点星火”，用产业规模量化，互联网占比不到10%。而 “互联网+”推动政务、医疗、交通、教育、传统经济等社会核心要素趟进改革“深水区”进而重构背后的资源配置、组织形式、权利分配，这才是真正的变革。
“互联网+政务”发轫于政府信息公开，作为“开放政府”的先遣力量，政府网站在过去近20年的发展中充当极为重要的角色。在移动互联网加速发展和用户习惯改变的双重力量加持下，政务微博、政务微信、微信城市服务等社会化平台相继成长起来，“互联网+政务服务”在社会化平台上的崭露头角享受了平台红利，电子政务发展模式也开始由IT服务商主导的政务系统与应用建设走向互联网平台为主的生态化发展，IT服务商扮演着政务服务与互联网平台的对接桥梁，互联网平台负责连接政务服务与用户需求。诸如“办身份证”、“缴纳交通罚款”、“挂号候诊”等越来越多的痛点服务“瘦身”后被置于APP或微信随手可得，其背后是“前台”服务标准的统一、“中台”部门数据的互通以及“后台”服务系统的协同，这是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实现公众“少跑腿、好办事、不添堵”的基础，对于提升行政能力，促进公共服务普惠化，提高透明度、减少权力寻租空间都具有深远意义。
从“移动视角”审视全球电子政务的发展，互联网于政务服务的力量和重要性更是被低估和掩盖。政府在线服务的模式、能力和价值不仅得到了移动式地重构，诸如政务微信、微信城市服务这些移动平台更是凭借其海量的用户基础、优秀的用户体验与高强度的用户粘性，在“互联网+政务服务”领域爆发出强大的网络效应和社会效应，对于基础设施起步较晚、政府信息化水平参差不齐的中国而言，这是中国“互联网+政务服务”在世界版图上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乐观地说，对于用户而言，移动互联网尚只是利用用户思维与O2O效应改变政务服务的体验方式，物联网、区块链、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成熟和落地，将可能对政务服务产生新的化学反应，新技术对传统政务的影响是否也会遭遇“卢德分子”的纠缠？如何用新的法律与制度体系去适应“互联网+政务”的发展？更大的机遇与挑战并存。信息社会的浪潮势不可挡，“互联网+”的齿轮一旦启动就不会停止，未来值得期待。
